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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广西新华书网 新书推荐 金玉良《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金玉良《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作者:广西新华书网  来源:广西新华书网  2017-03-09

chi-lin-la.com

书名: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ISBN978-7-02-009157-7

作者:金玉良

定价:33

出版时间:201211

作者简介:

     

      金玉良,19458月生于沈阳市,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返城后,做过工人、中小学教员。198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已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出版有《白朗文集》(16卷)、《罗烽文集》(15卷);发表散杂文五十余篇;著有《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

 

 

内容简介

 107岁文化老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亲笔题写书名的首部人生传记。

 里面有这位世纪老人的命运沉浮,有他所经历的大时代的浓厚缩影,有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六十多年的爱情往事,有“文革”岁月中的鲜活记忆,更有沙滩后街的陈年旧事,百余岁老人的人生思辨、养生心得。

 

广告语:107岁老人周有光的首部人生传记,书写跨越百年的大时代的生命沉思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目录 前言

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一、儿时记忆

    青果巷、内天井

    汝南周的后代

    父亲的“诗钟会”及其他

    一百年前的“特快专递”

二、学生时代

        拉倒菩萨办学堂

        中学时代

        从“圣约翰”到“光华”

三、“我的人生准备阶段”

    “民众教育学院”

    恋爱与婚姻

    留学日本

四、“救国会”、“七君子”

五、战乱年代

    “抗战”

    “聚餐会”、“座谈会”及其他

    仰光省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巧遇杜立德

    新华银行、西北经济调查团

    国破人亡散

六、美欧之行

        国际日期变更线上过生日

        新华银行在美国的业务联系

        纽约公共图书馆

        美国社会的风土人情

        朋友情谊

        坐“伊丽沙白皇后号”去英国

        游历欧洲大陆

        归国途中见闻

七、从国语罗马字到汉语拼音方案

八、下放“干校”的前前后后

九、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和嘉公主第

    打麻雀、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化

    破“四旧”

    清理阶级队伍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十、人未老,思无涯

       凭票供应的日子

        “二简(草案)”:约而未定,俗而未成

     出国,在隔绝三十年后

     过往那些人物

     举“杯”齐眉,两“老”无猜

     长寿无秘诀

     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结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他渊博的学养、前瞻的思维、丰富的阅历以及儒雅的谈吐,深深地吸引着我。陪他聊天增长见识,听他讲故事开启心窍。十多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阻挡不住每周一次探望老先生的约定。每次推开先生小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几乎是同样的镜头:老人手拿高度放大镜(患青光眼、白内障)看书、读报。或端坐电脑前,左手举着放大镜,一只眼睛眯缝着,右手敲打键盘写文章。

周有光先生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一月十三日周先生历经四个朝代(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迎来健康长寿的一百零七岁华诞。 

周先生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赴美国。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回国,供职于上海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一九五五年十月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周先生的孙女曾调侃说:“爷爷,你吃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

俗话说,“三十而立”。五十岁,早已过了创业之年。而且,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在两个毫无关联的学科间改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周先生凭借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硬是在“知天命之年”奇迹般地“再立”,并成为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他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仍在关注世界,关爱万物生灵。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如: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苏联解体的教训,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中印两国的外包经济,中东局势,巴以纷争,后资本主义等。周先生百岁时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时至今日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止。继《朝闻道集》之后,去年又出版《文化学丛谈》、《拾贝集》、《静思录》等。著名学者李泽厚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他不止一次说:“我很幸运,能搞点工作。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即便活下来,荒废二十年还能做什么呢?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十年?‘抗战’八年,‘文革’又是十几年,加上不断搞‘运动’。我对于‘名’无所谓,有了名就不能做事情了。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说‘无财同样一身轻’。我现在钱不够用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

周先生不仅把“名利”看得很淡,对生死也看得很透彻。二○○二年,他的夫人去世。送别的那天晚上,周先生的眼圈第一次红了。亲人们担心,老人是否能承受这突然的打击。他却平静地对孙女说:“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这个时候不要给你们添麻烦”。周先生一辈子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替别人考虑,从不给子孙和社会添麻烦。理智告诉他不能被悲伤击倒,因为还有工作要做。在其后的两年间,周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多方联络,力促张允和先生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如期出版。他说,这是对妻子最好的纪念。

常常听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

周先生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周先生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关注“全球化”的老人足不出户,但老夫也发少年狂。二00三年,子侄们陪九十八岁的周先生去北戴河。未到海滨浴场,老人就令儿子周晓平下车去买两条游泳裤。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我几次建议周先生写自传,但他都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可以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专业工作者,过去只钻研经济,后来搞语言文字。只有搞专业的人看我的东西,知道我。到了八十五岁以后写杂文,才有许多人喜欢。”

在与周先生交往的十余年里,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有目的的采访。没有想过,也不敢想有朝一日写先生的传记。见面听周先生谈论最多的是国内、国外一周时事以及他正在构思的文章内容,我还是他“公民教育”课的关门弟子。这是任何采访也无法采访到的!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什么是“三权分立”,什么是“三大自由”、什么是“R2P(保护人权的责任)”……

严格的说,这本小书称不上周先生的传记。我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从林林总总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故事中勾勒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0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精彩语录(内容选段)

注:作者金玉良每周都去周有光先生家探望,听周先生讲那过去的事,周先生的许多话都是作者亲耳所闻,很多有关周先生的故事也是在听周先生讲述后写成的,几乎就是周先生的口述实录。

 

□ 周有光先生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士绅之家。年轻时患肺结核、忧郁症,算命先生说“活不过三十五岁”,妻妹张兆和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然而,一月十三日周先生历经四个朝代(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在众亲友的祝福声中迎来健康长寿的一百零七岁华诞。 

□ 周先生的孙女曾调侃说:“爷爷,你吃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就是一个○”。

 

□一九三二年初,爆发《一·二八》事变。上海顿时成为混乱的战场,火车不通。为了安全,张允和经水路和公路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一学期。

周有光先生说:“母亲来杭州玩,去六和塔边上的之江大学看张允和。一进去,校长就喊‘张允和,你妈妈来了。’我母亲开明,不干涉我的婚姻。允和父亲更是如此。有媒人找她父亲,父亲说现在自由恋爱了,不兴做媒。要做媒,直接找她本人。

“允和到杭州借读,去我们学校看我,同事们误认为是我女朋友。惊呼,‘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当然不要旁人。’其实,我们认识多年,并未正式恋爱。后来三姐来杭州劝我,不能和女孩子拖太久。不要耽误女孩子,要与允和明确关系。三姐回上海,由四妹充和引见向允和父亲和继母提亲。一九三二年确定关系,一九三三年四月结婚。”

一九三二年底,周有光因学生“拒考”事件,离杭返沪筹划未来。此前,张允和已结束之江大学借读,回上海参加光华大学毕业典礼。张允和曾嬉戏地说,她和周有光热恋“适逢有光下岗、待业。”婚前,周有光也对恋人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答,“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张允和相信,自己选的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她对周有光不离不弃,爱恋之情有增无减。他们去北四川路电影院,看美国无声电影《七重天》、《铸情》。去吴淞海边看海、看天……

张允和晚年常对人讲:婚礼选在四月三十日这个尽头日子举行,是应了“阴错阳差”那句老话。

周有光、张允和谈婚论嫁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新旧思想变革的年代。受过高等教育、满脑子新思想的两个年轻人,要办一个既喜庆,又节俭;既庄重,又不落俗套的婚礼。举办婚礼地点选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那里有礼堂可以举行仪式,有餐厅可以请客吃饭,有咖啡厅可以聊天,有客房可以住宿。为了让更多朋友、同学参加,他们把佳期定在四月二十三日,礼拜天。

二百张喜帖印出来,先送给张家最年长的大姑奶奶过目。大姑奶奶查过皇历,叫着允和的乳名说:“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们忙忙改为下一个礼拜天——四月三十日。大姑奶奶这回说“这日子很好!”得到大姑奶奶的首肯,允和“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四月三十日中午,新郎、新娘喜盈盈恭候嘉宾光临。张允和父母,周有光母亲都来了。证婚人是新娘的恩师李石岑先生。婚礼现场别开生面,桌椅摆成幸福的马蹄型。白俄少女哥娜从始至终弹奏钢琴。曲调舒缓、优雅,令人如醉如痴。两位新人虽然没有向众人朗声宣说“我愿意”,但这三个字分明写在脸上,荡漾在心头。四妹充和的一段昆曲《佳期》,将欢乐、喜庆的气氛推至高潮。

筹备婚礼的时候,张家干干不放心,偷偷拿了二小姐和新姑爷的生辰八字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三十五岁。”也许是大姑奶奶改的日子好——旧的走到了尽头,就是新的开始。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二日,允和先生八十大寿,三妹兆和送贺礼并写信说:自从有光兄第一次在九如巷众弟妹包围下,无可奈何腼腆地唱《卖布谣》之日起,六十余年你们相亲相爱,同命运,共患难,相处无间,是我所知道的亲友中稀有的一对和谐理想夫妇。真难得!太不容易!

诚如兆和先生所说,直至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允和谢世,夫妻二人双栖双飞,相濡以沫将近七十载。西方人讲五十年是金婚,六十年是硬度最强、最稀少的钻石婚。那六十五、七十,是神仙才有的幸福婚姻。

 

  

□周先生说,沈从文不但极其聪明,而且勤奋好学。亲戚的小孩子小学毕业去告诉他。沈从文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毕业”。

他从小当兵,小学都没毕业,但他读了许多古书。后来受“五四”新思想影响,辗转从偏远的湘西来北京。完全靠自学成为小说家、大学教授。不会外文,靠阅读翻译的外国书,写出的小说有法国的味道;不懂科学,研究中国服饰的方法却非常科学。胡适、徐志摩、杨振声对他帮助很大。

解放后,不让他在“北大”教书,安排去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以为他会不高兴,他却一点不在乎。说:我正好有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不能教书也不能写小说,于是钻研古代服饰,像着了魔一样。自己出钱找助手,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中国古代服饰》一书,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

周先生感慨道:

   人的一生不可能样样顺利。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逆境中不要失望。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要有涵养。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之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周先生每天早晨、晚上和三餐之后都要洗漱。小阿姨开玩笑说:“爷爷的脸皮都洗薄了,所以白白嫩嫩。”周先生百岁之前每天洗澡。他说洗澡能加速血液循环,代替运动。年龄大了,不能做大幅度运动,老人发明“象鼻子运动”:两脚站立与肩齐,两手左右有节奏地摆动。

 

周先生不刻意追求长生不老,而是顺其自然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吃补品,喜欢白菜豆腐。每天读书、看报,强调多动脑、多思考。喜欢昆曲,也看美国大片《阿凡达》。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关注“全球化”的老人足不出户,但老夫也发少年狂。二00三年,子侄们陪九十八岁的周先生去北戴河。未到海滨浴场,老人就令儿子周晓平下车去买两条游泳裤。对于一百多岁的高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 饭后的黄昏常常令人遐想,脑中会闪现曾经看到过的优美景致。不经意间,我与周有光先生聊起苏州的小桥流水,扬州的瘦西湖以及绍兴的乌蓬船、黑毡帽……

周先生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常有“小桥流水”“大漠孤烟”的描写。这和当时人文环境有关,那时人类活动和自然界更贴近、更直白、更融洽。扬州瘦西湖的廿四桥是概数,表示桥多的意思。过去江浙一带水道密集,船只繁多。填河修马路,是民国初年开头的。马路,就是宽阔能跑马的路,虽然现在不跑马匹跑汽车,仍然叫马路。

江南建造房屋和北方不同,南方造房子往往利用河流的便利条件。周家礼和堂就是前门临街,后门傍河,叫枕河人家。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或骑马;后门有水码头,既可以乘船远行,又作为“运输线”,柴、米、油盐都从这里搬运进门。河道上除了载人、运物的客、货船,也有张网捕鱼的渔船,还有快如穿梭的脚划船。这种脚划船,现在几乎看不见了。它的长度比乌蓬船长,宽度却比乌蓬船窄,只有一人宽,状似飞梭。小船中部两侧有长桨,船夫不用手操作,而用双脚划船,速度飞快。

信息传递方式,古代有驿站,有邮亭。一八四0年英国发行世界上第一枚邮票,二十多年后(一八六六年)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下设邮务办事处,一八九六年成立邮局。清朝最早(一八七八年)发行的邮票因票面有龙的图案,所以称邮票为“龙头”或“邮花”。

周先生说,以上这些都是官方信息传递机构,脚划船是民间的流动邮局。从前在常州老家,时常听到有人一边拍打后门,一边大声喊“信来啦!”随即有家人打开后门接过信件或物品并付清“邮费”。脚划船送来有家书,有亲友馈赠的板鸭,也有江阴七姑妈刚刚烧好的河豚。河豚味道鲜美,但是烹饪不当,吃了会中毒。过去,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地有各地的特产。江阴七姑妈烧的河豚最好,而“响蛋拌嫩豆腐”只有常州人会做。

一百年前的脚划船,相当于时下的“特快专递”。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用它传递信件或小件物品,便利、迅捷,但在今天就落后了。交通工具发明层出不穷:汽车、火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传递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与暜及,不但老式四码电报已绝迹,手写的、贴着各式各样邮票的信件也将成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有线电话,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再过一百年,又会是什么样呢?

   □ 周先生说,“抗战”胜利后,被银行派驻美国。碰巧原农本局局长、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

周有光先生从纽约去普林斯顿看何廉先生。何先生对周有光说,爱因斯坦这段时间空闲,你高兴和他聊聊天吗?周先生说,“当然高兴”。就这样周先生前后两次看爱因斯坦。

周先生说:“很遗憾,我对核物理是外行,他对金融也不甚了了。我们的谈话没有涉及学术内容,只是随便闲聊。不过,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没有一点脾气,也没有架子,穿着很随便。我们银行界穿衣服很讲究,大学里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的衣服好呢”。

□“破四旧”的浊浪翻滚。大街小巷随时有红卫兵抄家劫舍,揪斗“牛鬼蛇神”。什么是“破四旧”?“破四旧”就是销毁、没收和“封、资、修”有关的东西。包括古董文物,金银财宝,古书洋书,旧照片,旧文凭……

周先生说“抗战八年,家中值钱旧物损毁殆尽,只剩一些老照片。有我很小的时候跟父母一起拍的合影,有张允和儿时以及她父母的照片。父母都已离世,这是他们留给后代唯一的影像和记忆。我和允和都不舍得毁掉,但不舍得不行啊!自己不破,被红卫兵发现,你的罪可就大了。”

周先生清理家中藏书。他把线装本《二十四史》、原版《大英百科全书》等卖给旧书店。剩下书店不要的卖给废品收购站。在处理所谓“四旧”中,一部《世界美术全集》让他犯了难。这部书是林汉达先生借给他看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画作的彩色照片。是外国版本,印刷精美,非常名贵。周先生说:“自从‘破四旧’开始,我们这些被点了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但是人要讲诚信,借来的东西一定要还。假如书在我手里破掉了,我对不住他。”林汉达先生不住“文改会”大院。一天晚上,周先生设法把这部书带出去,走很远的路还给林先生。

还书回来,周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很踏实。周先生万万想不到,还书第二天,林先生儿子所在木工厂的造反派跑到林家“破四旧”,一下子发现这部“黄书”。书保不住事小,害得林先生被抓去游街、跪斗。

周先生说,“事后知道林先生因这部书遭殃,我很后悔。因为我们单位造反派后来也到我家‘破四旧’。他们看到不认识的洋文书一概不动,他们看的都是中文书。”

周先生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谁能躲过造反派去“破四旧”。当中最厉害的,要数袁二姐。袁二姐出身封建剥削家庭,丈夫胡仙洲解放前曾在北京门头沟开煤矿。在造反派眼里是黑上加黑,是重点打击对象。袁二姐和弟弟两家住一个大院子,有好几进房子,是私产。造反派冲进去,把能打烂的东西打烂。值钱的,能拿走的拿走。屋里屋外东西破掉后,又怀疑他家把宝贝藏在地板下、墙壁里。干劲十足的造反派开始掘地、砸墙,把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家毁了,胡仙洲抓去不到一个礼拜死在专政队里。胡仙洲有糖尿病,平时在家吃饭很当心,按医生食谱吃东西。据说胡仙洲抓去被关在一个茅房里,天天审讯、批斗,病情恶化死去。周先生说,“文革”结束,他们再去看袁二姐。她住一个破烂的房间,其他房子都被造反派占了。袁二姐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谈笑风生。袁二姐最后等到给胡仙洲平反的那一天。调查表明:胡仙洲不是坏人,没有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其中有份证明材料说,解放前他还给共产党做过好事。落实材料说胡仙洲“文革”期间因揪斗而死,是个误会。一个人就这样因“误会”结束了,没有了。

 

     周先生患“原发性青光眼”多年,全靠麻醉药“毛果芸香碱”滴眼睛。因为有剧毒,被严格控制使用。每次要凭单位介绍信去公安医院购买。周先生离开北京带去的药快用完了,老伴张允和到单位找留守北京的负责人开介绍信。

整个上午,尽管张允和好话说了两大筐。坐在外屋接待她的那位负责人就是不给开介绍信,并且说医务室和医院没有,不要用好了。张允和说:“不用,眼睛瞎了不能劳动改造怎么办?”她继续软磨硬泡。时间将近正午,张允和突然说:“今天,不给开信,我就不离开。你们吃饭把我锁在房里好了。”这时,周天行从里屋拿着写好的介绍信交给张允和。此后,周有光在宁夏的两年多,从未中断过用药。“毛果芸香硷”是小玻璃瓶包装的水剂,每次邮寄需要钉木箱子。开始,张允和老老实实只寄药,后来木箱子越寄越大,除了药品还有张允和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的糖果、营养品……

斗转星移。一九九六年一月周先生迎来九十华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团体,联手请了几桌客人为老人祝寿。周天行也手端酒杯过来给周有光夫妇敬酒。在这欢乐的酒宴上,张允和竟热泪盈眶。她拉着周天行的手说,周有光有今天,能看得见,能出去讲学,能写文章,多亏你当年开的那张介绍信。周先生对我说:“人家的一点点好,我们永远不能忘。”

周先生说宁夏空旷,人烟稀少。秋天,常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队雁群至少两万只。距离他们“二站”大概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飞过去,有的飞到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后再起飞。“文革”时期局势紧张,常有空投特务,“五七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据巡逻的队员回来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你一旦闯入它们的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带有电光很强电筒,就用电筒向它们照了看。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害怕,赶快离开。

有一次,通知所有人第二天清早在“二站”广场听报告。这里的秋天,早晨很冷,但中午太阳还是很晒。周先生担心挨晒,出门时戴了顶大草帽。正在开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先生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雁便像雨一样落到草帽上、肩膀上。幸亏那顶大草帽,落到身上的不多。可是没戴帽子的人就惨了,不仅衣服上,头发里面也全是。雁便黏糊糊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这样的怪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是惊恐,还是向这些战天斗地的“五七战士”抗议、示威?人们不得而之。

 

      周先生说,一天晚上在金华的一个小旅馆里等待回重庆的长途汽车。突然,防空警报拉响,灯火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个晚上,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一天,许伯明的姪女婿匆匆跑来告诉他:“准备行李吧,明天可以动身。”周先生喜出望外。接着,这位年轻军官要周先生帮一个忙。他说,前天晚上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美机轰炸日本后,返飞我东南沿海,现在到金华。今晚,当地驻军要宴请这些美国飞行员。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翻译,想请周先生当翻译。明天也随美国人坐吉普车去桂林,一路为他们充当临时翻译。

当天晚餐,周先生坐在贵宾旁边担任翻译。从宾主的交谈中知道眼前这位领头的美国人叫吉米·杜立德,一九三二年他曾创飞行速度世界记录,享有顶级特技飞行员、比赛飞行员和航空咨询工程师的声誉。

第二天,周有光先生和杜立德同乘一辆吉普车去桂林,同行的还有几十位美国飞行员。周先生回忆说,他与美国客人相处很好。他的座位靠车窗,车子跑起来风很大,呛得他咳嗽不止。坐在身边的杜立德,立即脱下皮夹克给他披上。那年杜立德已经四十多岁,为了表示还能继续服役,他像孩子一样蹦了几蹦。一路上他们合影拍照,但是照片在“文革”中遗失。改革开放后,周先生意外收到旅居美国的同学寄来一张美国报纸,上面有他当年与美国人的合影照片。

车队大约走了三天,经过的都是小城镇,没有招待所,他们就借住当地天主教堂。美国人告诉周有光:四月十八日晚十时许,队长杜立德率领十六架B-25型轰炸机,从悄悄驶入太平洋的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直扑日本东京、大阪、神户进行闪电式轰炸(即“东京上空30秒行动”)。没等日军反应过来,轰炸机已离去。原定轰炸任务结束后,飞机在浙江某机场降落。遗憾的是中国军方算错“时差”,友机当敌机,机场实施灯火管制,机队无法着陆。在飞机油尽之际,杜立德命令机组人员弃机跳伞。所幸,人员大部安全,只个别负伤。

这次“东京上空30秒行动”是美国首次轰炸日本本土,是扭转战争局势的事件。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导致日本决心进行中途岛战役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途岛战役,日本折损四艘航空母舰,损失惨重。

抵达桂林,周先生转乘汽车回重庆,杜立德带领美国飞行员也坐飞机走了。杜立德离开亚洲,曾担任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后又调任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官至四星上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四七年周先生到美国曾打电话给杜立德,他热情邀请周先生到他的办公室叙旧。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杜立德已退役,是“壳牌汽油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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